题记：本想找出过去的文章，无奈只余两篇，实证世事之变迁。这都是大一时写的。

一个人，若非天生血凝或脑有遗恙，大抵是会产生一些理想的。有人说，理想是人生不可或少的精神安慰剂，仔细想想，也对。你想，在这无处无弥着苦味的大千世界里，不找点东西沉醉进去，而于梦中偷饮几口甜，岂不是累死了人？但再仔细想想，却似乎可以发觉这种说法的不确，至少是不妥的了。这理想是毕竟让人上进的。所以，倘一定要把理想塞到安慰剂中去，那似乎应该说：理想是一味积极的精神安慰剂。当然，这种说法的确否，是还有待有关专家的考证，有关权威的审定的，对于这类关系到国家栋梁能否健康成长的学术性问题，我这才二十岁的乳臭未干的东西是没有作什么结论的资历的，虽然按理说并不。

但倘若我只想说说自己的理想，那应该没有谁碍我吧？可一冷静，结论便又是“并不”了。然而，“试试”这种想法似乎应该提倡的，因为人类总得向前迈步或者爬行呀！于是便喝了点“二锅头”，斗胆说将说将。

年少时，家贫，不认得“理想”。倘若站在95年回头眺望一下，那那时可以冒充理想的便是：有一片很大很好的草地，以免去我牧羊的担忧；躺在爷爷的怀里听《薛刚反唐》时，父母不老是叫我干活……等诸如此类的念头。长大一些，自然而然上了学，也便认得了“理想”，且混得很熟。因为老师特爱出关于理想的作文题目，百遍而不厌，仿佛多作几篇“理想”便能多育几棵栋梁。其实那时的我们并不懂真的理想，于是写出来的多是从书上抄袭来的诸如“当一个象谁谁谁一样的什么什么家”等比喻式的句子。我当时作的比喻便是“象雷锋一样的人”。但那里边并没有我的思考，只是农家子弟纯朴心灵的外露罢了。

十七岁那年，时间老人亲切地把我唤醒，并赠我以脑袋，于是我便思考一切。从学生工作的形式主义到高考八股到民族劣根性到人类之种种恶习，便都渐渐成了我指手划脚的对象。随着思考的深入与涉世的渐深，我逐渐认识到雷锋是救不了这个世界的，因为乞丐是施救不完的。要疗救，得从根上着手。这根在那时的我的眼里便是制度，于是便有了真正的理想：用胸中的热血去溶化某些制度。但没过两年，我便叹息了。这制度是很难改变的，因为人的利益上的理智，思维上惰性与宗教徒的狂热的毁灭及人的目光的焦点的转移。但天生富有激性的我并不气馁，冷静地作了些思考，便发觉鲁迅之第一要著论的高明，于是便有了第二个理想：改变世人的观念，用笔。应该说，我是勤奋而有韧性的，顶着旁人的白眼，我使劲地看书，无论唯物唯心、宗教哲学、政治经济……都在我的探索之列，然后写了一些白话投了出去以飨或商榷于诸同胞。可或许是文学功底不到家的缘故吧，结果是一律的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。这种状况不免使我喑然，因为我毕竟还未达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已悲”之境界，但喑然归喑然，这路总还是要走的。历史是那样的相似，祖宗早已为我们作好了一切准备，倘要表达或攻击什么，那只要到故纸堆里翻翻，拣些东西出来剪辑剪辑，便是一篇绝妙的文章，这是多么轻松的工作，且剪辑别人的思想不会触犯任何人物，这又何乐而不为？于是便有些神往于当编辑了。当编辑似乎有两种当法：一是当自己的编辑；二是当他人的编辑。所谓当自己的编辑者，譬如台湾之李敖，把自己的名字镀上金后冠冕堂皇地冠于出版社之前。但一个我没钱，二个即使有钱也似乎买不到执照，所以这只能是夜里没事干时才可偶尔做做的梦。当第二种编辑似乎容易些，只要我肯服从，肯埋头苦干，似乎总会于某个时候得到某种赐予。但这个赐予的滋味如何，我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我没干过这一行，或许并不如我想得那么简单，那么惬意，这还有待我用汗水去考证。

那么，现在的我应干些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现在的我好象只有借用梁实秋先生那“等着，等着”的武器来消耗生命了。其实，这“等着，等着”并不象鲁迅所驳的那样一无是处的，只要翻开历史，我们便可以赫然地发现，许多的墙都是被时间的风雨刮倒、淋垮的。“等着”不愧为高明的中国人所发明的最高明的武器，它是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命力的源泉。

1994作于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