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部127万字长篇历史小说，读来颇有心得，更颇有感慨。特记于此。

一、曾国藩的才能

曾国藩在大多数人眼里，至少在以前的我的见闻中，他是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扬名于世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以文人而作元帅而著名的。但统观曾一生诸战，其军事才能实在无法令人恭维，几乎无一场可圈可点之战役，而可诟病之战却可信手拈来。这些可诟病之战概而言之便是“一介书生”。曾之所以统率湘军而平定东南，一则靠运气，总是绝处逢生；二则靠识人用人。在识人用人方面曾确有独到之处，也因此才跟“帅”字还沾点边。曾的才能其实在文治与治学之上。以其识人之长、开阔之眼界、及政务经纬之才，其实更适合于当一个宰相，且会是一个好宰相。而曾的本性更是一个书生，若以治学，亦可为一代大儒。可惜，历史跟他开了一个玩笑。

三、鼎之轻重，可问焉？

曾国藩是不是应该推翻满清，这是许多人所争论的问题，也是对他评价的一个分水岭。认为应该推翻者，我想不外乎两种立场：一者满清非汉，曾作为一个汉人，应该为天下汉人取而代之；二者满清已末落，为天下苍生计，当取而替之。而认为不应该推翻者，则大概认为臣忠于君天经地义，且中兴之业也毕竟是事在人为之事。而我想，这也不过是众人一厢情愿罢了。与曾的处境类似的历史上有二，一者郭子仪，二者岳武穆。郭子仪功成名就，唐朝也有中兴之名。岳武穆则惨死风波，宋朝也没于钱塘。为何两者相差竟如此之悬殊？只因为境虽似而实不同。唐武则天，虽以女权篡位而致安史之乱，但除皇族获祸外，政务毕竟并未积诟成疾，而后主也并非昏庸无道，故可中兴。宋一代，朝中本已腐朽，而主上又不思进取，更以一已之私不欲前皇归朝，焉有中兴之机？岳武穆之获祸，亦是情理中事。而观于曾国藩之国景，官场积弊已深，又有平庸之后宫擅权，朝中唯一大权旁落之恭王稍有经世之才，其余诸三公六卿皆庸碌无才又无气量与眼界，岂有中兴之理？以此曾似可取而替之。然曾取而替之又如何？湘军之前期，纪律还稍有可点之处，而中后期因战事变故，曾起用自家兄弟，军纪本已不便约束。加上军饷欠缺，曾对军中之律更有所放任。故后期两大主力，鲍超之霆字营及曾国荃之吉字营之官兵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攻下江宁，一个大平天国的国都，所以财产均被官兵分刮殆尽。不但如此，附近诸州县上至50下至15之女人均被抢掳殆尽。不是强盗胜似强盗，就凭这样的军队，又能建什么样的王朝？看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革命，那军阀不就是这样起家这样品行的军队吗？虽然到蒋手中表象上一统，但实际上呢？假如是蒋得国，以如此腐败与错综复杂的军队，敢说能有一个新天下吗？更何况，师出当有名，出师之时曾以《讨粤匪檄》传颂天下，是为保皇卫道。师已出，名已定，中途更改，信义何在？纯就军事才能来讲，太平天国人才济济，绝不是曾国藩、左宗棠所能匹敌。太平天国的战法的灵活性及有效性可为共产党的军队的先身。左宗棠虽善用谋，然没有大开大合的气象。曾国藩在军事上几乎说不上谋略。这跟太平军动则纵横几千里的气概是无法比拟的。但太平天国败了，败在定都天京后的所作所为及所定政策与起义时之所宣称大相庭径，更有东王北王之内讧的残酷事实打击了所有太平军心中的信念。名已毁，心已散，岂有不败之理？且湘军既然变节，那过去攻打太平军的往事又算什么呢？又有什么理由去平捻军及太平军残部呢？既然湘军可以举旗，那天下兵马均可问鼎，有野心者大有人在，湘军敢说必能得鹿？另外曾国藩其人，没有王者之气，看他做事，为正军纪，杀金松龄，为强裁军，杀韦俊。金松龄有罪不至于死，韦俊有功而遭杀，这都清晰地透露出曾国藩性格中懦弱的一面。或许有人问，杀人只能说是狠毒，为什么却是懦弱。且看自古以来，自信之人，有杀人而慑众者乎？康熙，以少年之身，而不杀鳌拜，这就是一个人的王者之气。中国人皆知“功高震主”易遭祸，为什么？这里的关键在于“功高”。为什么能功高？自然是在某一方面的才能超过了“主”。这时“主”杀不杀这个功臣，与其说是他的肚量，不如说是他的胆量，也就是自信，这种自信就是王者之气。有王者之气本身就能慑服，而没有王者之气者自然内心惶惶而终于设计杀之以安。曾国落这种以拔高罪名或干脆假立罪名而杀人以慑众的做法，本身就说明他内在的懦弱。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统帅，还可说得过去，毕竟制约他手下的还有整个国家。但如果他登上极位，环顾四周，都是军功高过他而又匪气极重的勋臣，他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呢？且曾的根基是宋明理学，虽然他对洋务是极其积极的，但他不可能对国体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，因此也不可能让中国真正的从暮气中醒来，所能做的顶多是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延长一段时间。诚然，毛泽东一代所做的弃师灭祖的行为是极不可取的，但也确实没有人可以象毛泽东一代一样让中国猛然间岿立起来。扫除5000年所形成的暮气，是需要一个崭新的信念的冲击才能有一个崭新的局面，至于其中娇枉过正之处，则只有在下一次轮回中纠正过来。所以，我对曾国藩的选择是赞同，我认为那是历史最明智的选择。当然，书中也提到曾国藩可以选择进京兵谏，使慈禧退位让贤，既不改换门庭，又使支持洋务的肃顺与恭王得势，于国大有好处。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点子。但攻下江宁之时，慈禧已经软硬兼使，布署了对湘军的四面包围。如果不裁军而举旗勤王，一场内乱还是无法避免，且当时太平军残部还有十到二十多万，捻军则正辉煌。结局也实在难料。但我想，无论如何，曾都是无法使中国中兴的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彼时中国的春天已不在，且正值冬天。虽然，欲从冬天经秋夏而使中国回复春天，那是痴人说梦。但太平天国很明显是不足皇天下的，这从天王、东王、北王的为政为人均可看出。曾国藩所做的或许只是使中国的冬天过得稍微平静一些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想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。

三、儒家的“虚伪”

曾国藩以宋明理学立身，所以极重名节，凡事均以身前身后名为衡量标准，实在是为名所累。军中误报其弟阵亡，朝廷封诰后，其弟伤愈归营，其为家族及湘军与个人名节故，竟安排其弟以死人身份隐居庐山，永不入世。这实在与《三国演义》中杀妻飨主类同一则，均是为仁义而亡仁义，为名节而亡名节之极例。就是杀韦俊，也是为了湘军之名节，为了自己之名节。名节之害，大矣哉！看自称儒家者，又有几个不为名节所缚？儒家或当警之。

以上诸论，均以小说中所记之事为准。小说者，或有不实。诸君亦当笑看此文。

2007-7-18 2:26:00